毛泽东则在所有制问题上把宪法引向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
《立法法》第10条第2款规定：被授权机关不得将该项权力转授给其他机关。所以，《宪法》第13条确立的不可侵犯条款明确了私有财产权的一般前提，是对个人财产自由的原则性宣示，而《宪法》第56条规定的纳税义务条款是日益加深的社会事实对私人财产提出的新要求。
[18] 财产税较之其他税系与人民的生活更为贴切，税痛感也最强。在这种机制下，地方政府为扩大收益，热衷于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企业便成为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主要对象。来源：《交大法学》2014年第1期。[19]因此，赤裸裸地开征纳税人最为敏感的房产税，其是否具有正当性一直颇具争议。这些理由实际上是倒因为果。
还有学者提出财产税法制变革应兼顾财政收入和调节财富分配两个目标，但以何种目标为主又莫衷一是。在计税依据、税率上，两地试点方案设置的差别待遇，都有违背宪法平等权之嫌。[20] Mistretta v. United States, 488 U.S. 361, 372(1989). [21] ATA3判决，第2部分。
这种实践凸显了早在行政国家初现之时人们就已意识到的规则与裁量的两难：为了有效地处理现实问题，行政机关需要足够的灵活性。[51] Cass R. Sunstein, Is the Clean Air Act Unconstitutional? 98 Mich. L. Rev. 303 (1999-2000), p.351. [52] 有学者认为，可通过法律解释，将法院要求行政机关自我设限的权力视为《联邦行政程序法》规定的专断、任意、滥用裁量权这一司法审查标准的内在要求：没有可理解标准的行政裁量，法院就可视为专断任意滥用裁量权而予以撤销。这些对于有效的风险规制决定当然很重要。同时，法律是作为自主系统来响应其所处的社会和历史环境的，基于实然与应然的区分，法官在判案时并不能直接将社会需求当作规范性依据，而必须求助于立法文本和法律实践传统所决定的法理共识。
1997年7月，环保署发布规章，对臭氧和空气中的悬浮颗粒 （简称PM）的国标作了修订，[4]新标准比旧标准更为严格，引发了一系列异议，美国货运协会请求对修订后的国标实施司法审查是其中之一。从ATA案后来的发展来看，似乎被当作多余的话而加进ATA2的判决的这段话，出其不意地变成了上诉法院的一个许诺：当最高法院的判决确认了，ATA案中《清洁大气法》对环保署的授权是合宪的授权，而此授权所附指导所授权力行使的标准，虽然在最高法院看来已经满足了授权的明确性要求，但显然给行政机关留下了较大的裁量余地时，上诉法院在重审被发回的ATA案时，不得不兑现了自己的诺言：即使证据表明存在其他同样合理、或许更合理的选择，也要与谢弗林案所代表的司法立场保持一致，遵从环保署在制定国标时作出的合理裁量，因为法院认为其任务是有限的，是去探明（环保署）行政长官所作选择是否合理，是否得到了案卷的支持，只要行政行为‘提出了合理的根据，我们就假定它是有效的。
另一方面也表明，如何在风险社会背景下实现对行政裁量权的法律控制，作为当代公法人面临的普遍任务，即使在法治发达的美国亦不存在现成的应对方案，而是仍然处于试错阶段、还需我们共同探索的未决问题。[26] Chevron，同上注，第275页。限于篇幅，本文在此无法一一展开讨论。 摘要: 风险社会中，风险规制成为政府的重要任务之一，行政裁量权由此进一步扩张。
这也说明了法院对于完成现代社会规制任务所需要的专业知识的意识：是环保署而非法院，才是大气污染治理这类风险规制事务的行家，法院应当将这类政策判断事务交由行政机关裁量。明显的一个不同就是，这两种进路处理的焦点问题传统上属于不同的部门法领域。而按照本案判决中包含的上述法理，所有这些制定法都可能因为相应的规制机关未能给自己设定裁量标准，就被法院判定为违宪。[42]在美国联邦法院有所谓宪法回避（constitutional avoidance canon）的传统，即法院应避免对宪法问题作出决定。
而从裁量权的授予入手宣布未提供明确标准的授权立法违宪，理论上也将促使立法机关注意授权的可理解性要求、在授予行政裁量权时规定尽可能明确的标准，从而发挥出限制行政裁量权的客观效果。两种进路之间的另一明显区别是，法院所运用的司法审查标准不同。
1999年5月14日，哥伦比亚特区巡回法院（以下称巡回法院）对ATA诉环保署一案[5]作出判决（ATA1）。Field v. Clark, 143 U.S.649 (1892). [17] J.W.Hampton,Jr. Co. v. United States, 276 U.S.394 -409 (1928), p.407. [18] 同上注。
[25] Chevron U.S.A. Inc. v.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Inc., et al. 467 U. S. 837.国内对此案的比较详细介绍，参见李洪雷：《规制国家中对行政解释的司法审查》，《规制研究》（第一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79-129页。当代风险规制实践通常涉及复杂的、多方面因素的综合权衡，因而往往是高度情境化的，阐明一般适用的标准往往是非常困难的——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正因为如此，ATA2判决只在假设的情况下提及了谢弗林案：假设面对的不是授权是否违宪的问题，法院就不会追问环保署依据《清洁大气法》制定的国标是否满足可理解性原则要求，而是会追问环保署对《清洁大气法》的解释是否合理。该案的焦点在于美国《清洁大气法（Clean Air Act）》对美国环境保护署（以下简称为环保署）的授权。就此而言，透过ATA案，我们可以很好地观察和思考：面对风险规制的现实需求，当代美国公法学说与实践在努力实现对行政裁量的法律控制方面作出了何种新的尝试。ATA案中，哥伦比亚法院虽然一再声明自己区分了授权可理解性问题与裁量合理性问题，但其对案件的具体处理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宪法与行政法两个不同的层面。
[38]反过来也一样，看不出那些实际采用了审查行政裁量合理性进路的案件为何不能采用审查授权合宪性的进路来处理。[65] Wayman v. Southard, 23 U.S. (10 Wheat.) 1, 43 (1825). [66] Mistretta v. U.S. 488 U.S.361(1989). [67] 特别强调总统作为行政首长对选民的回应性的，如皮尔斯（Richard J. Pierce, Jr.）, 同注10。
另一方面，现代社会中风险以及相应的风险规制后果重大，如生态危机全球气候变化之类的风险，可能危及人类物种的存续，而规制风险的措施本身也会直接影响到公众健康或企业的营业自由。[17]最早于1928年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18]中得到确认的可理解性原则，是指只要国会在授权法中为被授权主体提供了一项应服从的明确原则，[19]或者说，只要国会通过立法制定一项可理解的原则来指导被授权者行使所授权力，[20]就不属于违宪地授予立法权，而是合法地授予必须依据法定标准行使的执法裁量权。
[68] 事实上，ATA案中涉及的控制行政裁量的进路，并不限于本文所讨论的三种，至少还包括了：苯案所代表的，直接以司法机关对制定法的限缩解释代替行政机关的解释的进路（亦即所谓严格审查进路）。[27] 作为例外，亦有行政法学者注意到了这一假定，并对此假定分别表达了赞同和批评两种不同的态度。
而在审查行政裁量的合法性时，法院运用的是合理性标准。[45] 究竟哪种裁量或哪些裁量问题更适合这一种而非另一种方式解决，还需要更多的研究和分析。[15] U.S. Const. art. I, § 1. [16] 早在建国之初，美国国会即曾将立法权授出给法院和行政机关，当时并未引起异议。[68] 最后，本研究的结论是：面对风险规制中的裁量，禁止授权原理所代表的规范先定与合理性审查所代表的事后监督明显力有不逮，哥伦比亚法院尝试引入行政机关自我设限的努力也面临如何融入既有体系的障碍。
这里可以看到后文所谓宪法回避惯例的影响。而企业界则热烈欢迎这一判决，称环保署长期以来不断设立严格得不现实的环保标准，而该判决扼制了这一过度规制的趋势。
[52] 就实用权衡而言，司法机关拥有这样做的制度能力吗？决定是否制定规范裁量权的标准或规则，本身就涉及所谓政策考虑：决定者不仅要区分什么状况适合而什么状况不适合颁行一般规则，还要判断什么情形是颁行特定规则的恰当时机。两种进路之间还有不那么明显的区别，即不同进路下控制行政裁量权被滥用的责任者不同。
[58] Thomas O. Mcgarity, Substantive and Procedural Discretion in Administrative Resolution of Science Policy Question: Regulating Carcinogens in EPA and OSHA, 67 Geo. L. J. 729, 748 (1979). [59] ATA1判决，第1036页。有时则不可取，因为有时之所以没有规则，是因为裁量比可能制定的任何规则更可取。
前者必然包含了决定法律应当是什么的裁量权，后者的行使则须依据并服从法律。而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制度角色、组织方式、运作机制以及可用资源均有差别，相应地立法机关只能以规范先定方式、而司法机关只能以事后监督方式实施对行政裁量的制约。[65]然而，在这样一个越来越庞杂的社会里，面对变动不居且不断增加的技术性问题，国会不靠宽泛的一般授权，就无法完成其工作。在谢弗林案中，美国最高法院明确将该案的中心问题界定为:法院应当如何审查行政机关对其执行的法律的解释？而法院对此的回答，就是两步走方案：第一步，询问国会对争议的问题是否已经直接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如果能查明国会的意图，问题就到此结束，因为行政机关和法院都必须遵循国会明确表达出来的意图。
有时，国会对行政机关的授权是默示而非明示的。巡回法院的上述论证能否经受住挑战，取决于它与通过判例法发展起来的禁止授权原理的法理是否一致。
[15]这条规定在后来的判例法[16]中才被理解为，立法权专属于国会，国会不能将立法权授予包括法院、总统和行政机关在内的任何其他主体。 结语 禁止授权原理旨在保证民主国家里重要问题由立法机关掌控，次要问题则可发布一般规定，将权力交给那些在此一般规定之下填补细节者。
就规范论证而言，命令行政机关自我设限，作为一种司法裁量权，是否拥有合法的权力来源？这样做是否超出了司法机关的合法权限而构成对行政机关合法职权的不当干涉？在这里，应当区分如下两种不同情形：一是要求行政机关必须遵守自己已经制定出来的裁量标准。第三，这违背了三权分立下各政府部分的制度角色。